新世紀美術的中西問題

接受市美協的委托,理論委員會成立后一直想搞些活動,活躍學術,推動創作。在舉辦大型研討會前,先開個小型的會。開個什么會呢?不久前,我接到一個畢業生的電話,讓我講講網絡與美術的關系。這是個很有啟示的提問。人們常把新的世紀稱為網絡化的時代,其實,21世紀不僅有信息資訊的網絡化,還有科技創新的神奇化,以及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這些新的變化,都前所未有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包括藝術思維方式,對美術家而言,充滿了希望與機遇,也不是沒有困惑與挑戰。很多過去考慮過的問題,又重新提到日程上來。比如怎么看藝術與科技的關系、藝術與生活的關系,反映物質生活提升與體現人文關懷深入的關系,藝術創造與受眾參與的關系,藝術觀念與藝術形態的關系,美術的存在方式與其特有功能的關系,藝術個性、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等等,也包括了人們談得最多的全球與本土化的兩種文化潮流的關系。我們在籌備這個小會的過程中一致認為,不管有多少值得思索的新問題,在20世紀曾不斷出現的中國美術中的中與西的問題,仍將是一個重要問題。20世紀的歷史表明,人們所說的文化,有兩個層面,一是針對社會發展的文明程度而言,這是舉世環球有共同規律的。另一是因地域民族種種因素形成的不同文化特色,這是不必強求一律的。而且多元化單一更符合藝術文化的法則。我們怎樣在21世紀中處理好這兩個層面的關系,怎樣站在新時代的制高點上看傳統的現代化,看西方文化的中國詮釋。我個人仍覺得適于變古為今,化西為中。換言之,亦即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經驗仍將有指導意義,我也相信李可染先生所說的“東方既白”。但聽說也有不同的看法或細節上的其它見解。因此,我們商量先討論這個問題。問題雖大,但可結合具體實際討論。我們盡可能邀了各方面的同行,但是其中有的外出了,有的有要務,未能來。希望來的諸位踴躍發言。 
傅家寶(北京市美協秘書長): 
市美協成立20多年來,相繼成立了油畫藝委會、中國畫藝委會,后來又成立了漫畫藝委會。多年來,我們一直想到理論問題,也一直想成立理論委員會,但一直沒有能夠實現。今年實現了愿望,成立了北京美協理論委員會,其目的一方面是把理論家集中起來,經常討論研究一些問題;另一方面是將理論家經常討論研究的一些問題發表出來,同時開闊畫家們的視野,在理論上給予他們指導,這對美術界的發展有推動作用。 
李樹聲(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中西問題”貫穿了整個20世紀的百年,西方的藝術傳到東方來,影響了東方的美術,這是歷史的必然。問題是我們如何對待,我們生活在東方只談論東方的美術,這已經不可能,因為我們已經離開了那個歷史階段。 
過去我們看“西”和“中”的關系都是“新”與“舊”的關系,凡是新的都是西方的藝術,所謂舊的都是中國傳統的美術,把自己當成落后的。在本世紀末我們看待“西”和“中”這個問題,多少帶有民族自卑感。現實中許多人將自己的藝術往西方靠,認為這是新的、現代的。這很危險。更危險的是,西方有些人企圖利用他們的價值觀,影響中國的藝術,達到全盤西化,達到統治世界的目的。我自己認為經過百年的實踐,我們不應該是盲目的崇拜西方。特別是文化藝術,如果你沒有自己民族的傳統,是不能在世界立足的。我們的理想是致力于重建東方美術的輝煌。 
劉龍庭(中國美術出版總社編審): 
中國美術界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理論團體,來引導美術界的健康發展。現在的美術界,包括美術理論界,是一種渙散狀態。美術理論界包括期刊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文章少了,含有導向作用的文章少了。不管文章長短,我認為應該有一些指導性的東西,當然不包括領導講話之類。美術界也可以說是“百花齊放,各行其是”。這種狀況主要是對理論界重視不夠造成的。美術界的繁榮應該是產生大師的時代。現在稱大師的人多了,這些大師都要加引號。社會有它的時代潮流,這個潮流來到之后,力量很大,有人將“八五思潮”叫“八五西潮”。不過現在沉靜許多,那種詐詐呼呼、招搖的人少了。美術理論界應該自己管好自己,要達成一個統一的共識,這種共識要起到導向作用。大家你說你的好,我說我的好,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是不行的。 
中國近百年的美術是泊來的歷史,為什么西方的東西都是現代的?我們的東西都是傳統的?西方的東西都是好的?我們的東西都是不好的嗎?對于這些問題,美術理論界都沒有進行很好地思辯。 
中西問題,過去還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現在“中學為體”已經很淡漠,這樣的狀態的確讓人悲嘆。 
程大利(中國美術出版總社副董事長): 
中西方美術的問題是一個大問題。我認為首先是認識的問題。“中國一百年的美術是泊來的歷史”,我認為有道理。我們一百年的美術的歷史,是走向衰落的歷史。這是事實。因為這一百年,出現的大師少了。在這百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美術出現這樣的現象,我認為是樹與果的關系。西方在這百年中也在變化,西方有些有志之士也在哀嘆他們傳統的喪失,但是好像沒什么用。我們談到全球一體化,能不能拿到文化上來論?文化為什么要與西方溝通?為什么西方沒有談到與我們溝通?文化為什么非要走出國門?植根于五千年的歷史本來就是世界的一個存在,文化是多元形式。這是我的困惑。當下老百姓的審美傾向趨于后殖民主義心態。還有個問題我們對傳統的研究還不夠,停留在形而下的技法上,對傳統的精神和靈魂的研究還不夠。傳統的精神是什么,我認為我們對傳統的文化研究的層面是很低的。關于中國畫傳統筆墨的討論,在我看來沒有最根本的意義。怎么樣弘揚傳統的精神?怎么樣詮釋傳統的精神?現在西方人瞧不起我們是有道理的,一方面在繼承傳統上,比前人技術的確低下,另一方面追隨西方藝術,視人家而臨摹。近20年,我們對現代西方藝術的整個演繹,從積極方面來講,我們重新研究西方;從消極方面來講,這種表面的淺層次的研究對中國的藝術發展并沒有起到好的作用。傳統精神的缺失,藝術標準的缺失,藝術本體精神的缺失,以及輿論的誤導,是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顧森(中國藝術研究院比較藝術研究中心主任): 
歷史上真正對中國產生重大的影響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二次。一次在漢代,此后魏晉南北朝的佛教文化,徹底打破了當時的文化結構;一次就是這近百年西方文化的涌入。這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強行推行。這里我們不談政治,僅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它也有合理的一面。同時也讓我們看出中國民族傳統文化在退移,你說中國民族傳統文化可以保留多少?恐怕很難說。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是近代中國畫產生不了大師,是整個國學產生不了大師。實際上,在不同文明的對話中,西方把中國文明看得很重,始終將中國文化作為東方文化的代表。是我們自己不重視自己。我覺得我們搞理論的應該在民族傳統上下功夫。另外,我們對古典文化的整理顯得很不夠。包括畫家,有很多人很少臨摹過古代畫家的畫,所以他們顯得離古代遠而離現代比較近。這些只不過是我提出來的現象,作為拋磚引玉。 
單國強(北京市美術理論委員會副主任,故宮博物館宮廷部主任): 
中國和西方的學術研究都有西化的傾向,這對西方人無所謂,但中國人自己有西化的傾向,就值得研究。西方人現在是有意識地抵制中國文化,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事實,也是我自己的經驗體會。另外是研究方法的問題。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值得注意,此外我們對西方的了解不夠。為什么中國和西方的融合沒有成功的典范,我認為與學者的研究方法以及認識論的科學性有關。中國和西方對中國畫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同時我們還要承認我們在中國畫的研究方法上有不科學的地方。對西畫的研究也是這樣。中國和西方文化融合的問題,要相互學習了解,取長補短。在研究方法上,達到共識,這樣才會增加合作的可能。 
劉驍純(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和西方文化沖突的問題,我覺得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義或者東方民族主義,但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很多問題要深入研究,認真對待,不同領域要不同對待。籠統地說是一回事,具體地說又是一回事。20世紀東方傳統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是不斷變化的時期。在21世紀,我認為東方文化慢慢地會建立自己的新系統。總體上說,一方面我們要變古為今,另一方面我們要變洋為中。我認為變洋為中是個大問題。我們現在處于弱勢,在強勢文化面前,當然要學習,要放開眼界,大膽地吸納西方文化,逐漸融入它們。這是通過對話才能解決的問題,只有對話才會有危機感,才會有發奮,發奮之后才會融入,才會有自己的東西。我認為21世紀我們會建立自己的“話語”,當然這種“話語”不是中國威脅論,不是中國要稱王稱霸,而是中國要有自己的“話語”權力,也應當有自己的“話語”權力。 
杭間(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理論系主任): 
我認為傳統與現代的問題很重要。我們考慮傳統與現代的問題,很多是技術方面的問題,而不是觀念方面的問題。中國學者包括我自己,從民族自尊心考慮,很難承認文化有優劣的可比性。民族自尊心是一回事,承認自己民族文化有優劣可比性是另一回事,這樣將有助于文化的發展。從明清近代史,尤其是“五四”運動前后對中國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能夠說明問題。“五四”運動前后對中國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是客觀的。當時中國學者已經承認自己民族文化有優劣可比性。 
傳統與現代的文化關系問題,離不開中西政治的關系。學術圈里經常討論的問題是近百年來,哪種力量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破壞最大?近百年來,中西的關系問題,已經談了很多年。如果離開社會政治文化,我們純粹從美術方面來談,可能每個人都會有道理。關于中西的關系問題,“五四”運動討論的范圍最廣,所以談到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一定要聯系“五四”運動的自由民主科學的精神問題。這些問題始終沒有反省,沒有得到解決。“五四”精神被中斷,導致中西的關系問題處在一種不正常的關系。 
文化之間是有差別的,不能因為它涉及到的是形而上,涉及到民族積淀的問題,我們就不能碰。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是建立在一定物質基礎之上的。美術的問題也是如此。沒有經歷過的我不說,我認為像“八五思潮”中的藝術家的社會背景,他們的身份與最后選擇的藝術形式都有關系。所以我們談起文化,談起中西的關系問題,就不能關起門來談純粹的精神。 
尹吉男(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副教授): 
現在的藝術家和學者們的學術規范和學術理論幾乎來自西方的模式,我們現在開會的方式也是西方式的,像這樣的開會方式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是少見的。中國和西方的學術傳統存在著不同,比如:關于中國徐旭生對遠古神話傳說的敘說,有的西方人是根本不承認。中國和西方的學理傳統之間存在矛盾。實際上,關于中國遠古神話傳說,在中國許多古籍文獻中都有記載。中國學術通過歷史熟悉了解的方法而得出結果。西方的學術傳統和它們的法律學術傳統是一致的。他們講究證據、推論、邏輯、事實。在美術評論方面也是這樣,傳統的畫論、詩論是通過熟悉了解而得出結果。現在我們的學術傳統的情況在改變,當代中國藝術評論也出現了西方學術傳統中的方法。在中國和西方碰撞的這20年當中,到底西方哪些東西是當代中國所需要學習的?到底西方哪些東西是對當代中國有影響?這是需要我們去研究的。我們曾經作過一個當代中國美術評論史這樣的研討課題。大家討論20年當中中國美術評論到底是怎么樣運作的?是通過陌生的方式運作的?還是通過熟悉的方式運作的?我們想作基本的定性。現在討論的有關吳冠中的話題,其實他是用西方的眼光,但是他的表述方式不是西方的,不是從西方法理關系論證出來的。他是以個人的熟悉關系這樣的方式表述。類似問題可以給我們以啟示。 
李一(《美術觀察》)副主編): 
在當前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下,我們的美術評論是不是應該建立一個標準?另外,還想討論一下美術史學的問題。我較同意中國和西方碰撞的這20年當中中國美術評論基本來自西方的模式的說法。當代中國美術評論的原創性不是太大,建樹很少,無法與西方的美術評論和中國古代的美術評論相比。中國古代美術評論是經過長期的閱讀得出的結果。如果我們需要在21世紀建立一個新系統,我認為我們有許多方面需要從中國古代美術評論中借鑒。 
趙力忠(中國畫研究院副編審): 
談到中西文化的沖突,我認為事實上文化是多方面的,在東和西之間,還有其它的文化,這種文化一般不被人重視。比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是一種文化。文化的沖突從大的方面到小的方面,無時不有,無處不在。首先要清楚精神文化的出發點,它的根在哪里?我認為精神文化的出發點在于人,以人為本。從古至今,東和西的文化都體現在這一方面。東和西的文化是殊途同歸,合而不同。原來我對文化消失、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的入侵等這樣的詞語感到擔心,現在卻不是。科學與文化之間是有差別的,科學的東西是可以被取代的。文化的東西更多是積累,它們有深厚的與淺薄的差別。深層的文化是通過不斷地積累,不斷地修正,不斷地豐富而形成和發展的。流行文化基本是單薄的,表層的,新鮮的,傳統文化基本是深厚,豐富的。文化沒有取代的關系。 
梁江(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學博士): 
我們談起“中”和“西”的文化沖突時,有可能自己也是模棱兩可;我們談到“中”和“西”的文化交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給文化人自己留了點面子。事實上,我們很少有“中”和“西”的文化交流,這種交流本身就是強勢文化向弱勢文化的入侵。與我們從西方得到的東西相比,我們給予西方的可以說微不足道。談起“中”和“西”的文化沖突、融合、碰撞,這些都是我們自己說的。因此,我們要注意評價標準的問題。東方和西方在思維方法、文化理論結構之間有區別,我們中國文化的學理、學統、學術規范等與西方有區別。我們能不能將他們接軌?能不能將他們融合在一起?這樣的問題我覺得難度很大。我們怎樣將他們融合在一起?就像有的學者提出的那樣,我們現在中國畫怎么沒有標準。社會也沒有一個示范,一個規范,一切好像亂了套,價值觀念也變了,給我們留下的疑問就很多。我們文人的力量很小,改變不了這種社會風氣。具體來說在美術方面,在美術評論方面,我們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許多場合,也要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我們陷入了一個悖論,本來想建立一個學術規范或藝術規范,但自己的力量卻很小,所以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作用不大。“中”和“西”的文化是一個大問題,我們一下很難說出結果。 
陳履生(北京市美協理論委員會秘書長): 
最近我參加了北大建筑學研究中心的“北京鏈接:媒體與建筑”座談會,會上談了許多與當下相關的話題。從本世紀建筑的發展來看,50年代的十大建筑,實際上是西學本土化的實踐。隨著改革開放,大批的學建筑的學子回國,新的建筑也在不斷出現,這又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特別是目前關于國家大劇院的爭論,實際上反映出我們如何對待西學的問題,反映出如何引進西學的問題。回過頭來看中國的美術,在近百年中西融合的實踐中,我們的這種融合是被動的。在這融合的過程中,一直有對抗。美術的中西問題,是20世紀的一個老話題,20世紀美術家中的許多人曾經費了畢生的精力來解決這一問題,不能說沒有成果,也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們必然首先面對這個問題,必須要應對這個問題。中西融合是大問題,至于談到筆墨問題,談到國家大劇院問題,這些都是很微觀的,但是反映了中、西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進入新世紀,我們在談論文化的問題時還要考慮一下技術的因素,日新月異發展的高新技術,對21世紀中國美術將發生新的影響。圍繞網絡,圍繞信息產業,對我們傳統的宣紙、筆墨與技術相聯系的文化都是一種挑戰。所有這些我認為都是我們在討論中西融合時應該考慮的。 
劉曦林(北京市美協理論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美術館研究部主任): 
我首先肯定中西是二大體系,不光是東方人有道,不光是西方人有器。既有東道東器,也有西道西器。在本世紀內,已經將器、道分屬于東方和西方,在東方和西方文化傳播交流的過程中,東方人選擇了東道西器的立場。我們今天客觀地看待東方和西方二大體系的話,不管西方人承不承認東方,承不承認東為西用,但中國還是有了洋為中用。進入新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文化多樣化,已經成為必然大趨勢。這里存在一個問題,全球經濟一體化與本土文化共存的問題,存在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強奸,存在殖民主義、后殖民主義的問題。像中國和其它東方的第三世界國家一樣,許多國家起來捍衛自己的民族文化。人們不得不承認東方文化,不得不承認第三世界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促進作用,不得不承認他們在世界文化中存在的補充作用。西方人很難說他們放棄了西方中心主義,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東方文化存在的價值。在這樣的背景情況之下,我們要有一個民族自立的立場,我自己從狹窄的美術方面來講,也有自己的立場。要在傳統的基礎上創造,以創造為主導。什么樣的文化是現代的?它的標準是多樣的,但它的趨勢也是必然的。我認為文化傳播交流是一種選擇性的立場。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給中國文化確定一個價值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機遇。由于經濟方面的原因,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傳播交流存在著不公平的現象。這需要中國經濟的強大。我們經歷了多年的反復,應當成熟起來,我們應當有一個很好的文化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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