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的《星夜》究竟是受誰啟發

 梵高與英國”展覽正在倫敦泰特美術館(Tate Britain)展出,匯集了45幅荷蘭畫家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油畫與部分英國畫家作品,其中包括著名畫作《向日葵》、《羅納河上的星夜》、《自畫像》等。這是近10年來英國最大規模的梵高展。在《衛報》評論員喬納森·瓊斯(Jonathan Jones)看來,這個松散龐雜的大展中隱藏著梵高一生中短暫而精彩的時光,觀看這個展覽我們不要把目光僅僅局限在梵高和英國的關系中,而是通過這個關系來審視在英國以外時期的梵高的故事以及他的藝術造詣。

  這個展覽恰恰展現了這個歐洲人是多么非英國式。

  在這個看上去是英國的黃色濃霧和煙霧彌漫的地鐵站激發了梵高充滿陽光的生命贊歌的松散大展里,隱藏著一個精彩的故事。

熾熱…梵高《向日葵》(1888)。圖片/倫敦國家美術館

  我從沒想過會看到梵高的向日葵枯萎的樣子。然而,在這次有關梵高與英國的展覽中,看到這幅熾熱的畫作被防腐保存在一個類似花卉教堂里。20世紀早期的英國畫家弗蘭克·布朗溫(Frank Brangwyn)、馬修·史密斯(Matthew Smith)和塞繆爾·派普羅(Samuel Peploe)等人對梵高鼎盛時期繪畫技藝的盲從,反而抑制了他們所模仿的畫作的熱情和力度。策展人怎么會認為這是展示梵高藝術的最佳途徑呢?

  這個版本的《向日葵》通常掛在倫敦國家美術館內,它的周圍陳列著法國19世紀末的革命藝術作品。那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梵高當時的情景,在普羅旺斯煦日下背著畫架和畫筆步履蹣珊地尋找著他視覺中的美景。塞尚在幾英里外工作,高更來到這里住下。這次展覽想要改變那種熟悉的場景。忘掉在熱霾中搖曳的柏樹吧。想想黃色的濃霧和煙霧繚繞的地鐵站。

  策展人甚至想象梵高在奧賽博物館版的《星夜》中金色與藍色的絢爛沖擊,是受了倫敦煤氣燈啟發而創作的。南方無云的夜晚伴隨著天體能量的震顫,羅納河映襯著阿爾勒的光芒,當梵高在1888年描繪這樣一幅讓人欣喜若狂的夜景時,我們某種程度上應該認為,此刻他想到的是泰晤士河的堤岸。我們應該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梵高藝術的真正起源在于年輕時旅居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

  天體能量…梵高《羅納河上的星夜》(1888)。圖片/Hervé Lewandowski/巴黎大皇宮(奧賽博物館)

  然而,被禁錮在這松散大片中的一個更小而生動的故事正努力展現出來。成年后的梵高在英格蘭南部生活了三年。1873年,他前往倫敦,在藝術經銷商和版畫商古皮爾(Goupil et Fils)的考文特花園分部工作。但不久就出事了。他不幸愛上了布里克斯頓女房東的女兒,辭掉了自己的工作(他本不擅長的工作),從此開始了對人生意義和目標的不懈探索,使之成為一名英勇無畏的畫家,直到37歲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個展覽的前半部分讓我們沉浸在梵高的腦海中。在他1890年的肖像畫《阿勒西安尼》(L’arlesienne)中,他把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圣誕故事副本放置在桌子上。在布里克斯頓的臥室里,梵高沉湎在狄更斯和喬治·艾略特的小說中,度過了孤獨的夜晚。狄更斯于1870年去世,英國畫家盧克·費爾德斯(Luke Fildes)在他創作的一幅名為《空椅子》的版畫中表達了舉國上下的失落感。多年后,在阿爾勒的黃房子里,梵高創作了自己和高更的“空椅子”時,他依然會記起這幅版畫。

  作為一個年輕的藝術家,梵高在1876年末回到荷蘭后,試圖效仿狄更斯富有同情心的社會視角。在查爾斯·斯坦利·萊茵哈特(Charles Stanley Rheinhardt)為狄更斯的《艱難時世》所作的一幅插圖中,一個男人絕望地坐在那里,雙手捧著臉,頭上戴著禮帽。梵高的素描《磨損》借鑒了這幅插圖,表達了令人心碎的情感。在他的畫作中,這位老人獨自坐在火爐旁的一張普通的稻草椅上,身體像一座粘土紀念碑,從頭到腳充滿了悲傷。

梵高《磨損》(Worn Out)素描 1882年 網絡圖

  在英國時期的梵高讓你重新審視在荷蘭時期的梵高。與他1888年移居到法國南部后創作的充滿活力的生命贊美詩相比,很容易看出他離開英國后回家所創作的早期作品是一個緩慢的開始。這次展覽詳細展示了梵高早期具有社會意識的作品,這些作品受到維多利亞時代藝術的影響。因此,有人說,他在1880年的素描《雪中礦工》的靈感來自喬治·亨利·布勞頓在1869年創作的《去教堂的朝圣者》。簡直是胡說。維多利亞時代的繪畫作品平淡無奇,而梵高所作的是一幅大膽天真、情感犀利的作品,展現了工人們在殘酷的工業世界中掙扎時雕塑般的力量。這是一部杰出的存在主義漫畫。

梵高《雪中礦工》(Miners in the Snow )素描 1880年 網絡圖

  梵高完全擺脫了規則和慣例,他對窮人直白的描繪,避開了所謂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模式。1882年,他在教堂的家中所作的作品,展現了一群飽經風霜的人們,他們的臉上帶著悲傷但又對生活充滿著渴望。相比之下,被稱為靈感來源的——維多利亞時代對切爾西老兵的描繪——卻是厚重而死板的。

麻木的憂傷…梵高《監獄庭院》(1890)。圖片/普希金國立美術博物館,莫斯科

  有任何證據表明,與英國小說截然相反,是英國藝術塑造了梵高的愿景嗎?教堂集會的場景顯然更多地歸功于法國藝術家多米埃(Daumier),而不是英國藝術。梵高畫了一個倫敦的場景。他1890年創作的油畫《監獄庭院》(The Prison Courtyard)描繪的是一群衣衫襤褸的男子,在一座以倫敦紐蓋特監獄(Newgate Prison)為原型的狹長的六角形庭院的哥特式空間里,繞著噩夢般的圓圈行走。他們一直重復著自己的步伐無處可去,藍黃色的臉就好像麻木憂傷的面具。

  懸掛在雕塑旁邊的這幅畫的靈感來自于1872年出版的古斯塔夫·多爾(Gustav Dore)著作《倫敦:朝圣》(London: A Pilgrimage)。多爾是法國人,他塑造了一個局外人對英國社會的看法。梵高在倫敦看到了一系列的畫作,但唯一能在他自己的人生大道上留下印象的是一幅17世紀來自倫敦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London)的荷蘭杰作。

  對于荷蘭人來說,英國的藝術不太可能教會他們什么,因為荷蘭人的遺產包括倫勃朗。他可以在家里看到北方陰冷的天空,而南方的陽光使他神魂顛倒。這就是這次展覽放在南方的原因。展覽的整個房間都是用來展示梵高在阿爾勒如何遇見各種英國二流藝術家的。然后,正當我們應該把梵高的悲劇人生推向高潮的時候,布盧姆斯伯里派批評家和畫家羅杰·弗萊(Roger Fry)首次在倫敦展出他的藝術的一部分轉移了我們的注意力。

  在此之后,還有更多來自法國的20世紀初的英國畫作分散了對梵高繪畫技藝的注意力。這些畫看上去像用數字堆砌起動蕩的啟示。但我們確實從對比中學到了一些東西。南方并沒有使梵高偉大。當他在阿爾勒下火車時,他已經對人類的悲傷有了深刻的體會。在他的礦工畫中所體現的痛苦和緊張的情緒,才是讓梵高的太陽與羅杰·弗萊(Roger Fry)看到的那些把太陽畫成普通圓球的畫家如此不同的原因。最后,這個展覽恰恰展現了這個歐洲人是多么非英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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